金融化趋势中如何提高我国在全球精铜市场的议价力

来源：中国有色金属报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大，工业发展水平高，GDP增长稳定，居民收入不断增长，铜消费需求不断增加。因此，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精铜生产和消费国。

自2006年开始，我国精铜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1—10月份，我国精铜产量为861.6万吨，同比增长8.4%。

2021年，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相继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受此刺激，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上涨，我国铜产业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其中，1—10月份，铜冶炼营业收入和利润累计同比大幅增长，增幅分别达到40.9%和84.6%。

◇ 消费方面，铜具有优良的导电性、导热性及延展性等特点，被广泛应用到电子行业、电器行业、建筑行业、交通运输、机械制造等领域。其中，电子电器行业的铜消费量最高。我国主要电子电器，例如集成电路、彩电、冰箱、冷柜等产量和销量逐年上升，形成较大的铜消费需求。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2021中国有色金属发展报告》指出，2020年，中国精炼铜表观消费量为1469.5万吨，好于预期。从消费结构来看，电力行业仍是主要消费领域，其次是电子通信和日用消费领域。

◇ 贸易方面，2020年，中国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达889.4亿美元，同比增长9.1%。其中，进口贸易额为826.8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出口贸易额为62.6亿美元，同比下降7.7%；贸易逆差为764.3亿美元。

我国铜矿资源储量少，精铜需求量大，供给和需求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剪刀差”，导致我国对海外铜资源的高度依赖。长期以来，国际铜价受伦敦期货市场主导，我国因种种原因未能发挥进口大国和生产大国对精铜市场的影响力，从而形成了被动接受国际铜价的尴尬局面。国际供应商和金融机构通过操纵期货市场，使国际铜价剧烈波动。从长远来看，这种波动通过贸易传导可传入我国，进而影响我国工业的发展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的金融属性凸显。在全球经济金融化的作用下，大宗商品金融属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形成了如今的大宗商品金融化趋势。

精铜作为大宗商品，具有金融属性，可以作为金融工具进行套期保值、投机套利。大宗商品的投资价值越高，金融属性越强。随着期货市场的快速发展，铜的期货定价机制和较好的储存特性，使其成为金融化程度最高的大宗商品之一。铜价已经逐渐脱离实体供需层面，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给金融因素让位，国际政治博弈、美元指数变动、投机行为均会对铜价造成影响。机构投资者的参与虽然加强了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和规避风险功能，但是却给大宗商品价格带来泡沫化波动，使得实体经济交易者获取信息出现偏差，资源配置扭曲导致无序竞争。商品金融化对价格的影响是通过期货定价机制实现的，期货市场投资主体（如套期保值者、投机套利者）以商品价值为基础，以市场风险收益等信息为主导，在交易中心集中竞价，形成了期货合约标准价格。而期货价格通过价格传导途径影响现货价格，我国铜现货价格以伦敦金属交易所（以下简称LME）期铜为核心，以上海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期所）期铜为参照。机构投资者根据不同市场的投资收益和风险大小，改变投资组合，参与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进而影响铜价。

随着大宗商品金融化趋势日渐凸显，金融资金远远大于实物销售额和产出额，使得铜价不由实际交易供需矛盾控制，出现剧烈波动。近年来，铜价剧烈波动，全球铜供需缺口变化不大，说明金融因素对铜价的影响增强。影响铜价波动的金融因素，包括投资需求、美元汇率、货币利率、黄金价格、期货市场参与者信心等与商品现货市场无关的因素。

铜资源稀缺，且流动性较好，储藏成本较低，供需缺口提高增值性，金融属性较强，具有投资价值。因此，铜期货成为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优化投资组合的重要渠道。2004年，机构投资者队伍井喷式发展壮大，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和资产管理机构等数量持续增长。新世纪初，我国期货市场与国际接轨，国内机构投资者开始大量涉入期货市场，投资需求扩大。据了解，上期所期铜价格从27990元/吨上涨至83280元/吨，提高了3倍。2003—2007年，中东局势动荡，投资者担忧世界经济前景，纷纷进入大宗商品市场以求避险。LME期铜由1588美元/吨上涨至8769美元/吨，提高了5倍。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投机套利者纷纷做空，投资需求迅速下降，2009年3月，LME期铜价格跌至波谷2827美元/吨。

在金融化趋势中，金融因素首先作用于铜期货价格，通过期货价格发现功能、期货定价机制、期现套利操作等途径，影响铜现货交易价格。在金融因素作用于铜期货价格的过程中，本质上都是通过影响投资者需求，使得期货市场金融资金远远多于实物交易资金，庞大的金融资金在期货市场上进出，使得铜期货价格与现实的供给和需求脱节。短期内，期货市场金融资金多于实物交易资金时，铜价格大幅上升；反之，期货市场金融资金减少，投资者需求降低，铜价格大幅下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国际金融机构和商品交易中心以庞大的金融资本为核心，将金融资本和产业信息有机融合，形成高效的市场体系，这是主导国际精铜价格的关键所在。为提高我国在金融化趋势中全球精铜市场的议价力，笔者提出四个方面的具体建议。

国际权威铜价以LME公布的铜期货价格为核心。成熟和健全的期货市场能够形成认可度高的国际价格，完善期货市场建设是提高铜议价力的关键。上期所成立于上世纪90 年代，相比国际上成熟的期货市场，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期货市场开放程度低、市场交易品种较少、参与主体不均衡、监管体系不完善等。相比现货市场，我国期货市场国际化进程缓慢。境外投资者参与我国期货市场的流程复杂，导致我国期货市场无法反映国际供需状况，无法发挥价格发现功能，对国际铜价影响不足。

笔者认为，我国铜行业交易者应积极参与国际期货市场，同时大胆让国际铜行业交易者参与国内期货市场，国内期货交易所加强与国际交易所的合作交流、联营合并。以上期所为例，目前共有铜、铝等20个期货品种以及6个期权合约，而纽约商业交易所的交易品种数量是此数量的几倍。丰富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品种，积极进行商品金融创新。开发大宗商品衍生品品种，如交换合约、商品期权，多样化的金融工具能够引入丰富的资金、信息，从而更好地实现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形成具备国际影响力的铜期货价格。

值得欣慰的是，2020年至今，上期所先后推出国际铜期货和铜期权等铜相关交易合约。上市1年来，国际铜期货累计成交490.91万手，成交金额达1.47万亿元。作为我国期货市场的重要改革举措，这些期货品种对丰富我国期货市场具有关键的作用。

期货市场中的投资者，分为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拥有专业的知识体系、科学的风险预测系统和全面的信息渠道，对于宏观经济和收益风险有相似判断，在价格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个人投资者多以投机套利目的为主，造成市场投机因素蔓延，价格震荡波动。对比国外的期货市场，我国机构投资者占5%，个人投资者却占95%。显而易见，期货市场的交易量与持仓量之比大于一，期货市场的投机程度加深。

笔者认为，为提高我国铜议价力，防止铜价大幅波动，我国要培育具有专业投资知识、长期投资理念、理性投资态度的机构投资者参与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同时，积极引导具有实力的机构投资者与产业交易者联合参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规范以短期套利为目的的个人投资者参与期货市场，提高个人投资者的专业知识。鼓励具有实体交易背景的企业参与期货市场，利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降低生产成本。市场参与者多，反馈的信息更加全面，通过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将信息传达到实体企业，有利于企业做出合理的生产销售策略。降低市场的QFII准入门槛，让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境外投资者参与到国内金融市场。提高市场投资者多样性，不同的投资策略和投资风格互补，有利于分散风险，从而提高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2021年12月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这是继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后，再次提出要控制资本无序扩张。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若控制不力，难免会出现资本盲目扩张、违规攫取利益、损害基本民生等弊病。

笔者认为，为避免过度金融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建立多级监管体制，完善金融市场立法，加强政府机构监管，提高金融机构自我管理能力，遵守行业协会订立的行业准则。期货市场的监管体系是以中国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管，以中国期货业协会监管、期货交易所自律监管的三级监管体系。三级监管存在漏洞，可能出现证监会以行政监管为主、行业自律监管不足、监管主体之间不配合等问题。随着大宗商品金融化程度加深，实体企业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者都参与其中，商品衍生品呈现多样化。期货市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应该加速出台《期货法》《期货交易法》等法律，支持期货市场稳定有序发展。目前，我国的市场立法和监管不完善，存在内幕交易、暗箱操作控制股价等行为和不合理的投资理念，我国应建立长期有效的各部门监管合作机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营造公平、稳定的金融环境。政府制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时，将大宗商品价格金融化波动纳入政策考虑范围，通过宏观政策干预我国期货市场，加强对期货市场的监管。

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企业要充分利用商品的金融属性进行风险防范和降低风险，不仅要关注套期保值商品的价格，也要关注不同种类的商品信息，充分利用商品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套期保值。关注国内外权威的金融资产价格，咨询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做到实体产业与金融的有机组合，降低成本、提高企业利润。发挥我国进口贸易“大客户”的优势，加快产业链上中小企业联合，提高行业集中度，整合市场的力量，降低进口大宗商品价格的“升水”。面对资源性商品稀缺，企业应该联合政府、行业，建立战略性资源储备，降低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对产业造成的不利影响，同时避免从少数几个国家进口铜矿资源，进口资源来源过度集中被垄断势力架空。加快企业原始创新和再创新力度，加强与国外科研机构、企业的交流合作，不再做世界的“加工厂”，不仅通过倒卖工业原材料获利，还要将产能和创新力扩张到产业链的下游，提高我国企业的产业势力和议价力。